“煤改气”就能治霾吗？

近年来，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日益引人关注，煤炭被指是“罪魁祸首”。中国科学院“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”专项组研究员揭示的一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：京津冀鲁占全球陆地面积不到0.3%，却燃烧了全球11%的煤，生产了全球15%的钢。另一份机构研究报告则指出，煤炭燃烧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最大根源，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贡献分别达到82%和47%。

英美等国能源转型的实践看，用天然气替代煤炭是战胜雾霾的一个重要途径。今年5月，中俄签订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，也被视作中国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举措。

但是，对“富煤贫油少气”的中国来说，被各地寄予厚望并强力推进的“煤改气”，真是一剂治霾良方么？

“量”与“价”的双重挑战

过去10年里，中国天然气产业呈爆发式增长态势，消费量年均增长16%。2013年，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预计超过1600亿立方米，超越伊朗成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。有人因此慨叹：属于中国的“天然气黄金时代”即将到来。

有些能源机构也对中国的天然气需求表达了乐观态度。例如，IEA（国际能源署）预计，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将由2010年接近德国的水平（833亿方），提高到2035年的5930亿方，接近全欧盟需求水平（6920亿方）。

但是，在需求看涨的同时，供给前景则远不乐观。目前国内天然气产量尚不足1200亿方，对外依存度已超过30%。假设203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规模达到5000亿方，如此巨量的缺口，如何填补？

即使供应问题解决，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：是否有可接受的气价？从世界能源消费历史看，价格在能源替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《石油枯竭的后天》一书就指出，人类历史上的两次能源替代——煤炭替代薪柴、石油替代煤炭——中，替代能源价格都相对低廉。按可比价格，1650年煤炭均价约为0.5英镑/吨，以后长期维持在1英镑/吨左右，“廉价煤炭时代”维持了近150年。而1870年石油均价约为0.6美元/桶，1970年仅为1.8美元/桶，大约相当于2009年的10美元/桶，一杯原油的价格比一杯咖啡还要便宜。

中国此次“煤改气”转型，显然没有那么幸运。在国际能源市场上，天然气本就有“富贵气”之称，而中国还得额外承受“亚洲溢价”。与美国的3-4美元/mmbtu（百万英热单位）、欧洲的10-12美元/ mmbtu相比，亚洲LNG（液化天然气）价格基本在15美元/ mmbtu的高位徘徊。在国内气价受管制的情况下，一些LNG项目进口价格高于国内售价，直接影响了进口商的积极性。

天然气替代的急与缓

去年以来，京津冀地区以强硬的行政手段，拉开了一场“控煤攻坚战”，通过集中供热和清洁能源替代，加快淘汰供暖和工业燃煤小锅炉，并明确提出了到2015年底和2017年底的奋斗目标。

显然，中国政府将期望寄托在天然气上。但有媒体算了“两笔账”，情况不容乐观：一是，去年国内天然气有百亿方的缺口难填补；二是，仅北京地区，燃煤发电改天然气发电，预计亏损就达上百亿元。

可见，“煤改气”应在综合考虑各地能源强度、产业结构、资源禀赋、环境治理紧迫程度等多种因素后稳步推进，它应该是遵循经济规律，循序渐进。相较行政手段，价格才是引导合理用气的最佳手段。

“煤改气”进程的快与慢，与各地区经济发达程度、产业承受力、资源可获得性、天然气价改能否到位等多种因素有关，不宜盲目推进。

煤炭行业的“自我救赎”

“控煤”绝非易事。国家能源局提出，在2014年，将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65.9%下降到65%。举全国之力，煤炭占比才下降0.9个百分点，充分说明能源结构质变之难。

尽管煤炭有缺陷，但人类要彻底“去煤化”还不现实。据IEA预测，除非政策发生变化，煤炭很可能在2017年超越石油，成为全球头号能源消费品。

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煤炭的“逆袭”。《经济学人》今年4月刊发的一篇文章介绍，煤电价格只有气电价格的一半左右，德国煤炭发电量已经达到1620亿千瓦时，创自东德时期以来最高水平。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，煤炭进口数量从之前的1亿吨暴增至去年的1.8亿吨，煤炭作为长期发电燃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。

与上述国家对煤炭清洁化利用有严格要求相比，中国的一大弊病是用煤不当。中国仅50%的煤炭用于电力，剩余50%消耗于钢铁、冶金、水泥等行业以及小锅炉和居民家中取暖等，由于环保技术缺失，后者对环境的影响更为致命。反观美国，绝大部分的煤炭用于发电，在煤炭清洁化上投入了上千亿美元。结果是，美国过去几十年GDP翻了一番，发电燃煤使用量增长了173%，但每度电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率却下降了89%。

因此，中国的当务之急，是加快推进天然气对后50%燃煤消费的替代，不断减少中小企业和居民直接使用煤炭的数量。其次，与其用气电替代煤电，不如加快推进清洁煤发电，例如建设先进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、淘汰老旧落后小电厂、推广煤炭粉碎、气体排放净化以及碳捕获等先进技术等。

调整用煤结构，推行清洁煤的全产业链，实现煤炭的集中处理、集中净化和集中清洁排放，将是中国煤炭行业“自我救赎”的关键，其重要性不亚于“煤改气”。